【教育研究】为什么我们的研究生提不出问题？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

所有的科学、哲学都是从好奇心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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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科学网 · 作者丨温才妃

在一次博士生入学复试中，南京林业大学森林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李明阳被弄得“啼笑皆非”。复试者并不知道该校该学科的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具体研究内容，他只知道自己要考这个学校的博士。

“这样的学生到底有没有研究能力？”一场复试下来，李明阳不禁在心里打了一个问号。他知道，研究生读完，不了解学科前沿研究、学科代表人物的大有人在。那么，像复试中这样的“无知”到底可不可以宽容？

在国家间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培养问题获高规格关注，愈发显得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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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到底是什么？

19世纪晚期，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提出通过科学研究方法和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去追求纯粹知识的思想。大学由此被赋予科学研究的功能，与此同时，大学在传统本科教育的基础上，增加了研究生教育这一层次。

开设研究生教育的初衷甚是明确，即培养研究型人才，让他们未来从事学术工作。

随着社会进步、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研究生的培养目标逐渐发生变化——不仅仅为学术职业培养人才，还为学术职业之外的行业培养高层次人才。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研究生接受了学术研究的训练，毕业后却不从事学术工作，那么，他究竟需不需要做研究？”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陈洪捷指出。

在他看来，答案是肯定的。现实中有太多这样的案例，如研究生毕业后考公务员，学术训练为他日后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来自用人单位的大力认可和欢迎，正是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

“从今天来看，研究这一概念首要的还是坚守学术性，不管日后从事何种工作，不管是学术型硕士还是专业型硕士，研究是研究生教育的根本。”陈洪捷说，“所谓研究，至少包含两方面：掌握某一学科领域的专门知识；接受过学术训练，且能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只是此时“研究”已不再是单一的概念，至少包括了两种走向——纯学术型、学术加实践型。

本世纪初，实用主义成为研究生人才培养的一股风潮，急于“学以致用”、忽视基础性研究，也反映在研究生专业的开设当中。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看来，当下，研究的内涵更应聚焦在专业研究上。在教育大众化的今天，专业性由于种种原因变得不突出。本科转入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上移已是一种趋势，从前的专业教育已成为专业准备教育或初步专业教育。“如今，真正的专业教育在研究生层面，‘窄化’为进入研究的一种状态。”

“无论硕士生还是博士生，他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成果表达能力的建立过程，就是一种研究。”北京建筑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王崇臣说。

王崇臣告诉《中国科学报》，不同层次的研究生的研究能力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打兔子理论。

一般而言，对于硕士生而言，导师会告诉他，这个区域有兔子，你去把它打回来；对于博士生而言，导师不会告诉他兔子在哪个区域，而是告诉他你去打兔子。二者在研究的边界以及导师在研究过程中所起的辅助作用均有区别。

在他看来，研究生教育的本质是让研究生通过几年学习，所学领域的专业水平有所提升，即他对所在领域的认知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以及本领域的专业素养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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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不出问题的研究生

“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提问。”台下鸦雀无声。

这样的场景对于研究生导师再熟悉不过。让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很少有人提出与报告相关的问题；在论文答辩现场，导师鼓励学生提问，没有一个人回答；更不用说日常的课堂，每次任课教师提问总是一片静悄悄。

李明阳告诉《中国科学报》，近年来，研究生的论文写作能力、数据分析能力、作图能力等都有所提高，但是最根本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却没有了。原因很复杂。

王崇臣指出，从小学到高中再到本科，都是以教师为主导的学习模式，突然间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学生的思维早已形成“惯性停滞”。

从培养方式来看，学生提问题是受打压的。特别是本科生课堂上，如果学生提出一个跟教学内容相偏离的问题，教师很可能会说“由于课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课堂上暂且不讨论”，导致学生在提问题上丧失主动性。在做实验时，学生根据基本理论提出了一个“笨办法”，被教师认为不妥，就不敢进一步深想了。

很多学生没有参加过生产实践，自然也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李明阳举例，用无人机监测林火危害，超过无人机2.5公里的遥控范围怎么办？发射的信号在密林中受阻怎么办？解决这些问题学生通常没有思路，因为他既没去过林区，也没有亲自操控过无人机，更不用说提相关的问题了。

而对于研究生而言，问题更甚。长期以来，高校对研究生都有论文要求，尤其是一些普通高校为了追求科研指标，对研究生提出了过高的论文要求。

采访中，某东部地区高校博士生马磊告诉《中国科学报》，该校要求博士生论文发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期刊，而CSCD期刊在全国仅有1000多种，博士生的全部精力用于应付论文，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精力去做自由探索。

自由探索本身也是“奢侈”的。采访中，专家们纷纷表示，自由探索通常是在师生间无数次“碰撞”中产生，当中必然耗费双方大量时间、精力。可是，研究生毕业有时间表，小论文发表有数量要求。

一些导师出于“好心”或“省事”的动机，给学生指定题目；一些学生因思维惰性或水平有限，也乐于接受这样的“馈赠”。于是乎，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学生即便能做出漂亮的论文，但是离真正的学术训练还是有一段距离。

陈洪捷指出，事实上，学术研究的核心或起点，就在于提问题。无论是偏理论性还是偏实践性的学术训练，都要有一个好的起点——问题。一个好问题比问题的答案，乃至由此形成的论文更重要。

他补充，提问题是学术训练的基础，也是一个汇集点，从中可以看出培养过程的诸多问题。“学术训练中能够提出好问题，说明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水平是高的；反之，接受了学术训练却提不出好问题，说明所接受的学术训练质量不高。”

“能不能提出好问题取决于，第一，你对专业领域的知识掌握的广度、深度如何？第二，你对该领域对应的现实领域、前沿问题的熟悉程度怎样？第三，你的研究方法训练如何？这些因素都制约着一名研究生能不能提出好问题，因此，也可以从一个好问题的提出看出研究生接受学术训练的质量。”陈洪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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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遇见“最无力的”

那么，现实中，研究生接受的学术训练是否充分？问题究竟出在导师、学生，还是高校？

“目前，研究生教育‘因人设课’太严重了，导致学生暴露知识素养不足的问题。”采访中，专家们纷纷吐槽。

很多课程是本科的翻版，比如，许多农林院校本科开了一门《造林学》，研究生阶段就开一门《高级造林学》，主讲教师还是那位教师，内容还是那些内容。

课程“缺斤短两”严重。有些教师为了省事，布置几道作业下去，要求研究生做PPT，课上让研究生挨个儿上台作报告。这还算好的，更有甚者，60个学时只讲了20个学时，授课教师就因出差、开会，让博士生来代课。

由华东师范大学承担的《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显示，研究生普遍认为，课程教学最为忽视的能力培养包括三个方面：发现问题的能力（56.5%）、解决问题的能力（42%）和研究方案的设计能力（49%）。博士生评价最低的是课程教学，其中主要问题是在课程内容的前沿性和教学方法上的不足。

在研究生阶段，研究能力的建立，科研更胜于教学。想要站在学科前沿，一定要加强学术交流，这是学界的共识。

王崇臣指出一类现象，对于“双一流”高校而言，研究生普遍有学术交流基金，大多数的学生都有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短期交流的机会。但对于普通高校而言，学术交流基金缺失或不足，使得研究生少有“走出去”交流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普通高校学生的视野。

参加学术会议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同样作为学术交流的组会却遭到师生双方的“排斥”。去年，王崇臣在科学网博客发表了一篇《我们为什么要开组会》，近10万次阅读量，评论区却是褒贬不一。

组会交流的目的在于，将团队研究作为自身的知识体系，去分析自己所研究的小问题。部分学生不理解就罢了，就连导师也心生不满，让王崇臣感到难以理解。

“这说明导师团队的共识度不高，尤其是青年硕导，从心底就认为研究生没有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们习惯于让学生做实验、产生数据，至于数据分析学生不用管。这样培养出的研究生是肯定没有研究能力的。”

有一些高校还要搞些“小动作”。一些高水平大学通常在研一下学期中期或末期就已开题了，而马磊所在的高校直到研二下学期才开题，“这样研究生进入研究的期限很短，研三就得开始找工作了”。

研一上完课到研二春节后空出来的半年时间，究竟用来干吗？原来是用作导师给学生派横向课题，也就是“帮导师打工”。

而研究方法的建立，更是很多高校所忽视的。

在和理工科老师的交谈中，程方平发现了学科间一个共同的问题——研究生也会犯很基础的错误。尤其是，从其他专业跨学科考研过来的研究生。

以教育学为例，研究生必须对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发展历程有所了解，才能确定今天的问题该如何研究。

教育学要做教育调查，当中最基本的两个方法——调查方法、实验方法必须掌握。给学生补这两门课程，才能让他们在教育认识上更有立足点。

然而，在教育学研究方法的训练上，真正做到“按需开课”的只有极少数高校。

程方平表示，好的研究方法还在于要有坚守。这些年，科学主义、数据主义、效率主义等偏向，影响了很多专业的正常发展。

他解释，很多人认为研究方法只有科学方法、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科学方法又被理解为黑白截然分开。

其实，随着科学发展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科学方法和哲学方法有相通之处。方法相互支撑才能使得研究生既有好的专业素养，又有爱国之心、道德情操，否则，就有可能培养能力超群却毫无爱国之心的学霸。

再如，从数据主义的角度分析，数据告诉人们，我国教育一直在进步，但数据无法告诉人们，进步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哪些新问题。

不少人停留在对科学主义、数据主义、效率主义的迷信上，而忽视了其局限性。进入高层次的专业研究中，按理说，人人都要有正确的思考方式并具备良好的素养。但如今，甚至连导师、高校自身也陷入了盲目科学主义、数据主义、效率主义等窠臼。

李明阳指出，高校追求指标红利、教师追求绩效产出、学生忙于应付门槛要求，大家都被深深裹挟在既有游戏规则中，是无力从根本上改变学术训练水平偏低的现状的。

那么，应该如何打破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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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重头戏是制度

马磊的师门QQ群在闪动，暑期又有学弟、学妹在群里晒出了旅行、美食的照片。他留意到，自从建群以来，还没见过大家在群里讨论过正经的学术问题。

李明阳指出，类似这样的现象折射出学生考研的动机——只是为了找个工作，而不是发自内心热爱学术。在他看来，这是造成学术训练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之一。

这类学生对学术谈不上热爱，也谈不上反感。他们创新能力、主动性普遍偏差，对考公务员、考事业编制以及个人婚恋问题的热情远高于搞学术。

“当遇到实习、实践机会与公务员、事业编考试或培训时间冲突的时候，他们通常以此为理由毫不犹豫拒绝导师的学术要求。”李明阳说。

因为他们很清楚，“硕士毕业学得再好，将来也不可能搞科研，既然知道学了没用，为什么要花时间努力？”而他们也代表了现实中考研的大多数。

动机与培养目标的矛盾，促使李明阳去思考制度层面的问题——针对不同需求，做不同的要求。学术型硕士与专业型硕士的分流已成为共识，在学术型硕士的基础上，分流能否再进一步？

他举例，就像英国高校设置的课程硕士，这类硕士生不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只是希望在本科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毕业时相当于达到硕士进修班的水平。

课程硕士对学生不做论文要求，通过一年高强度的课程学习（多达1000多个学时），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导师指导下，获得一定的提高，毕业后走向非学术岗位，从而区别于真正有志于科研的研究生。

程方平也认为，要按照分类培养制定人才培养标准。硕士生教育在于培养基础的科研素养，不要盲目地拔高硕士生培养标准，动辄要求硕士生达到博士生水平。“不设门槛反而能够超过门槛，设了门槛反而变成了应付指标。”

通过行之有效、令人信服的制度，给学生自由探索的空间，是采访中专家们的共识。在他们看来，制度改革不只是分类培养，还在于年限、评价等方面。

如今博士生毕业要求不超过8年的期限，一些高校还在不断压缩这一年限，如中国传媒大学将8年改为6年。在陈洪捷看来，“在制度上，要给真正有志于科研的人更多时间去完成充分的学术训练”。

他曾做过“中外博士生质量比较”的调研，从中发现一个问题——国外优秀的博士论文，其作者平均读博时间均比国内平均读博时间要长。“这意味着，优秀的论文与读博时间成正比。”

在调查中，他们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做法——很多导师提出，如果他们发现了一棵好苗子，会让博士生延期毕业，把论文做得更优秀；如果只是一般的博士生，他们会让学生准时毕业。“如果制度把时间限定太死，学生只能选择‘短平快’，丧失了提出难题的勇气和机会。”

保证研究的专业性，还在于专业的评价。曾经做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的程方平认为，评价一个人不能数论文数量，而要看文章的具体内容。

一篇论文同专业的导师一看就明白，但是在校级层面或者是学部层面的评价还是有问题的。让评价权回归基层学术委员会，是提高学术训练质量的重要保障，因为它不只评学生，还评教师，将督促双方更加专业化。“国家和高校要有这样的意识，让大学科学研究既有对人类利益的终极关怀，又能够为高校专业研究提供更充分的自主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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